翌日清晨,天色刚蒙蒙亮,一层薄薄的秋霜覆盖着村庄的屋顶和草垛。空气清冽,吸入肺中带着一丝凉意。苏佩兰早已收拾妥当,她穿了一件浆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,一条深色长裤,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,在脑后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。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畏惧或慌乱,沉静得如同一口古井。
李秀娥一夜没睡好,眼圈都有些发黑。她抓着女儿的手,声音里满是担忧:“佩兰,要不……要不咱不干了!咱不挣那份钱了!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啊!公社那种地方,可不是闹着玩的!”
苏大山坐在一旁,一个劲地抽着旱烟,烟雾缭绕中,紧锁的眉头透着深深的忧虑。他虽然嘴上没说,但心里比谁都紧张。
苏佩兰反手握住母亲冰凉的手,轻轻拍了拍,语气坚定而温和:“娘,你放心。我没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。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挣干净钱,没偷没抢,走到哪里都站得直,说得响。退缩和放弃,只会让那些躲在背后害我们的人得逞。我今天去,就是要跟他们把这个理掰扯清楚!”
她眼中的光芒,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,竟让李秀娥和苏大山那颗七上八下的心,莫名地安定了几分。
村长田福生早已等在门口,他看着苏佩兰这副从容镇定的模样,心中暗暗点头,这个女娃,确实不是一般人。
“走吧,丫头。”田福生掐灭了烟头,声音低沉,“路上我再跟你说说公社纪检办公室的那个李干事。他是个老纪检了,眼睛里不揉沙子,性格也比较严肃,你到时候说话注意分寸,有一说一,不要夸大,也别隐瞒。”
“我明白,田叔。”苏佩-兰点头应下。
从苏家村到公社,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。一路上,田福生忧心忡忡,而苏佩兰却异常平静,她甚至还有心思观察路边沾着露水的野菊花。她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问询,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对手已经亮出了最恶毒的武器,而她,必须冷静地、精准地予以还击。
公社大院是一排青砖瓦房,门口挂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木牌,显得庄严肃穆。田福生带着苏佩兰,熟门熟路地找到了纪检办公室。
办公室里陈设简单,一张脱了漆的办公桌,两把椅子,墙上贴着几张学习标语和一幅伟人画像。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中年男人,国字脸,皮肤黝黑,眼神锐利,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,胸前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。他就是田福生口中的李干事。
“田村长,人带来了?”李干事头也没抬,声音平直,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。
“哎,李干事,人带来了。”田福生赶紧陪着笑脸上前,“这就是我们村的苏佩兰同志。”
李干事的目光,这才从一堆文件中抬起,像两道探照灯,直射在苏佩兰身上。那是一种审视的、带着压迫感的目光,寻常的农村妇女,恐怕被他这么一看,腿肚子都要打颤。
苏佩兰却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,不卑不亢地开口:“李干事,您好。我叫苏佩兰。”
李干事“嗯”了一声,用下巴点了点对面的椅子:“坐。”
等苏佩兰坐下,他便将那封匿名的举报信拍在了桌子上,食指在上面重重地点了点,开门见山,语气严厉:“苏佩兰同志,有群众来信反映,你在村里私自组织村民搞副业,扰乱集体经济。这封信,你看过没有?”
“田村长已经给我看过了。”苏佩兰回答得干脆利落。
“好。”李干事身体微微前倾,双手交叉放在桌上,开始了连珠炮似的质问,“那我问你,你是不是在村里组织了一帮妇女,在做酱菜?”
“是。”
“产品卖到哪里去了?”
“县供销社。”
“谁给你们牵的线?卖了多少钱?钱都到哪里去了?”
“是县供销社的马科长亲自验货拍板的。第一批货款一共是50元,这是供销社财务科开具的单据。”苏佩兰说着,竟真的从随身的布包里,拿出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单据,双手递了过去,“至于钱的去向,除了购买原材料的成本,剩下的利润,已经按照每个人的工时,全部分给了参与制作的几位村民。这是我们的分配账目,您也可以过目。”
她竟然还准备了第二份材料——一个干净的作业本,上面用娟秀的字迹,清晰地记录着每一笔收入、支出,以及每个人的分配金额,一目了然,清清楚楚。
李干事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。他接过单据和账本,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供销社的红色公章鲜艳夺目,做不得假。而那本账目,更是条理清晰,逻辑严密,比他见过的许多生产队的账本都要规范。
他原本以为,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、由嫉妒引发的农村妇女间的纠纷,最多就是小打小闹地搞点小买卖。可眼前这个年轻姑娘拿出的东西,却让他意识到,事情可能没有举报信里说的那么简单。